Summary
Highlights
凯瑟琳·刘讨论了创伤在自由主义专业阶层中是如何被利用和工具化的。她认为，创伤作为一种跨阶级现象被推广，尤其是在后1968年精英阶层中，以取代对工人阶级受苦和剥削的关注。她特别指出，美国文化工业将创伤描绘为一种可以被消费和货币化的内容，并将其与冷战结束和专业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联系起来。
刘批评了名人（如AOC和哈里王子）将个人创伤作为自我宣传和品牌建设的工具。她认为，这种做法促进了一种肤浅的自我中心主义，阻碍了真正的政治进步和团结。她强调，过度关注个人脆弱性和表白，将引导人们回到资产阶级主体性中最反动的形式，并呼吁左翼回归客观、坚韧甚至好战的立场。
刘驳斥了“生活经验”的观念，认为它常常导致反智主义，即只有受过苦的人才有权发表言论。她以马克思为例，指出理论家无需亲身经历苦难也能深入理解社会问题。她认为，这种对生活经验的强调是自由主义中心政治中反唯物主义的一部分，并导致了一种对他人痛苦的过度认同，反而剥夺了他人表达自己经验的空间，并将自我塑造成“治愈者”。
刘解释了专业管理阶层（PMC）的崛起及其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影响。她将PMC定义为受过大学教育的自由派精英，他们相信自己的专业中立性使其优于他人。她认为，PMC与特朗普代表的商人右翼之间的冲突，掩盖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真正的阶级斗争。PMC通过功绩主义维持其地位，并对未上大学的人抱有偏见，认为他们是“失败者”。
刘探讨了功绩主义的虚幻本质，指出它最初是一个贬义词，旨在批判一种新的统治阶级会比旧贵族更加腐败。她认为，功绩主义未能实现社会流动性，反而导致了教育的高度分层。高昂的教育成本和专业阶层与工人阶层生活世界的脱节，使得教育文凭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，并助长了技术官僚主义，即将所有问题都视为技术解决方案。
刘强调了工资劳动作为政治斗争核心的重要性，并提倡将工作的物质条件作为政治斗争的重点。她主张，工人应掌控他们的工作组织，以提升工人的技能和尊严。她以护理工作为例，说明这些重要但被低估的职业应获得公平的报酬和认可，并通过工资水平来组织，而不是作为零工工人。
刘总结道，当今社会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同时对抗PMC精英和特朗普式右翼的联盟。她呼吁左翼知识分子重新发挥领导作用，明确拒绝自由主义和右翼主义，并倡导由工人管理工作，以造福大多数人，而不是少数精英的自恋满足。她希望这能为社会转型和革命敞开大门。